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
中国科学院“攻坚克难 爱国奋斗”党员主题教育基地

 

“反西格玛负超子”一经问世,一个人享誉世界,最有潜质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却在这件事后突然消失了……

1958年,一支部队刚刚从朝鲜战场上凯旋而归,他们没有解甲归田,却直接开赴沙漠深处,他们接到的命令只有一个——不要问干什么,准问到哪里去。

而同时在中国西北出现了另一个人叫“王京”。

596”,原子弹,这一切就是那位科学家可以放弃所有荣誉,只为“以身许国”的原因。

1960年,苏联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单方面撕毁了200多项合同,留下一大批半截子工程。此时的王淦昌,正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与来自于各国的原子和专家利用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加速器开展研究。王淦昌和他的小组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个反西格玛负超子。这个发现足以证明当时的王淦昌想获得诺贝尔奖只是时间的问题了。然而这时,一个来自于中国的电话,改变了王淦昌的命运。

196143日,刚刚回国不久的王淦昌接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一纸通知:刘杰部长约他即刻见面。在办公室,刘杰与钱三强一同会见了王淦昌,并向他传达了中央的重要决定:希望他参加中国的核武器研究,并要他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改做他不熟悉但是国家迫切需要的应用性研究,最后问他是否愿意改名。王淦昌毫无迟疑,当即写下了王京两个字,并掷地有声地说:“我愿以身许国。”那时的王淦昌已经五十多岁了。

原子弹的研究工作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为了培养爆轰实验的队伍,王淦昌专门给年轻人上了一周的培训课,从数学到物理再到实验分析。在所有的工作都准备就绪后,他们一行人就来到了燕山山脉古长城脚下的17号工地。

一座碉堡,几排简易的营房,十几顶军用帐篷,这就是中国第一个原子弹爆轰试验场和部件研制基地。王淦昌和陈能宽在这里带领着一支人员平均年龄只有20来岁的年轻的攻关队伍,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爆轰实验。

工地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更艰苦的是科研环境。最初爆轰实验用的炸药和部件,全都是在帐篷里,用搪瓷盆和木棍手工搅拌出来的。在帐篷中搅拌炸药十分辛苦,因为帐篷通风不好,满室内都充斥着炸药粉尘,古怪难闻的气味冲鼻而入,搅拌者还要快速搅动。虽然辛苦,但年轻的小伙子们却都干劲十足,越是苦差事大家就越争着去干,最后干脆轮流搅拌。50多岁的王淦昌也要争着干这个活,大家看着心疼,就把他推到帐篷外,但只要没人注意,他又会回到帐篷里。

作为负责爆轰实验全面工作的领导人,王淦昌对实验的各个环节都要抓。从炸药的研制,炸药成型研究,到爆轰物理实验,再到最后的测试工作,他都要亲自指导。王淦昌从前的研究领域是实验物理,对炸药学、爆轰学、爆炸力学等不甚熟悉。他就只能从头学起,学会了就到17号工地给大家讲课。讲课中时常会遇到难题,他就发动大家一起讨论,能者为师,会者为师。在17号工地,大家都是白天紧张工作,晚上钻研书籍。就这样,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在一次次的实验改进后,终于解决了炸药质量问题。

17号工地的爆轰实验,在王淦昌、郭永怀、陈能宽等专家的组织领导下取得了重大的科研成果。王淦昌先后提出的“炸药透镜法”“真空浇注法”“泡沫法”和德国的“综合颗粒法”等都取得了成功。经过大家的努力,突破了测试工作的技术难关,基本掌握了内爆的规律和实验技术。

随着17号工地爆轰实验的成功,中国的核武器试验也拉开了序幕。有人说,燕山脚下的隆隆炮声,是中国核武器事业爆轰实验的第一乐章。在离开爆轰现场那天,55岁的王淦昌拔下了几根白头发,放在石缝中留作纪念。20年后,他因17号工地的爆轰实验而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的一等奖。

17号工地的日子虽然艰苦,但人的心却是轻松向上的。正如陈能宽曾经对王淦昌说的:“就是啃窝窝头,也比被人家称作二等公民好多了。”

19633月后,大部分科研人员都要奔赴大西北核试验基地。因为保密要求,王淦昌告诉妻子吴月琴,他要到西安工作一段时间,随后,就前往了青海金银滩。

金银滩地处青海省海晏县,位于金银滩草原中心地带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对外称221厂。据说,为了共和国的核事业,当年金银滩草原的1700多户牧民全部搬迁出去,无偿地让出了世代居住的土地。

221厂,王淦昌依然主抓爆轰实验,也就是“冷实验”工作。爆轰实验分散在几个离他住地很远的实验基地进行,这里远比当年17号工地大得多。为了随时掌握实验进行的情况,他便走马灯似的穿梭在几个实验基地之间。每天,人们都可以看到王淦昌穿着一身统一配发的军用大衣,脚上穿着一双高筒靴,坐着吉普车匆匆而过。在基地,小伙子们幽默地称他为“王老头”。

繁忙的工作和巨大的压力也让王淦昌无法时刻保持冷静。工作时,王淦昌的“牛脾气”是众人皆知的。有时工作出了差错,他也会大声发脾气。就连邓稼先这样的老科学家因为实在忙不过来,想要迟一点再上交推导数据,在跟这个王院长请示的时候,心里也是忐忑不安的。晚年王淦昌在回忆录中写道:“任务非常紧迫。原子弹研制,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各个环节都要严格把关。理论方案确定之后,生产实验的各个方面,必须做到周恩来总理要求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核武器工作保密程度极高,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一丁点信息,而工作人员的行踪、与何人会面也是有着特殊要求的。一次,王淦昌刚从基地回到北京,还没顾得上喘口气,就又接到了让他立即返回西北基地的命令,他便不得不马上启程离京。后来他才知道,当时来北京的日本科学家想要见王淦昌,而他的身份是无法会见外宾的,于是周总理才通知他赶快离京,返回基地,同时告诉外宾,王淦昌不在北京,无法约见。

在钱三强的提议下,我国在研制原子弹的同时,就已经开始着手氢弹的探索。在原子弹成功爆炸后,身为核武器研究院主管实验的副院长,王淦昌又迅速地投入到了氢弹实验中。1966年初,年近60岁的王淦昌和实验部的同志们一起,制定了爆轰模拟实验方案,在一次次冷实验中解决了引爆设计技术中的关键问题。

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我国遭遇了文革浩劫,幸好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尖端科技领域还算相对平静。但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王淦昌也依旧无法幸免,也受到过批斗。尽管如此,他还是顶住压力和委屈,始终以科研为重。氢弹原理实验成功后,聂荣臻激动地握着王淦昌的手,而王淦昌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不轻松!”

那时候的西北核试验基地,条件艰苦,难以想象。有限的试验条件,有限的设备,就是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的科学家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关键技术。王淦昌带领他的团队,从长城脚下到戈壁草原,一次又一次的进行爆轰试验,摸清了原子弹的内爆规律。

1963年,陈毅问王淦昌“你那个东西什么时候响?”

王淦昌满有自信的回答:“再过一年。”

陈毅高兴的说:“好!有了这个,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就硬了。”

就这样,从1961年到1978年,王淦昌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这个几度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在最后一次离诺奖最近的时候,还是选择了放弃,一个老人用他生命中本该最辉煌的17年,隐姓埋名,托举起一个国家的大国地位。

 

 

参考文章:中国科技网《王淦昌:我愿以身许国》

 

 

作者:纪念馆讲解员 张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