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按：1999年9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次盛会，作为我国科学技术的世纪表彰大会，将永远铭记在中华民族科学技术发展的辉煌史册之上。恰逢盛会举办20周年，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联合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推送《铭记历史 珍惜和平》系列，系统梳理其中17位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过的元勋生平和事迹，望全校师生都能够学习和发扬他们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努力拼搏，珍惜和平，以所学知识为科技发展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出来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报效我的祖国。

我是学科学的，但我首先是中国人。现在，我的祖国正在遭受苦难，我要回到祖国去为她服务。

 

 ——王淦昌

王淦昌

王淦昌（1907—1998）江苏常熟人，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在中科院近代物理所工作并担任副所长。首次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主持原子弹爆轰物理实验，指导首次地下核试验，领导、具体组织第二、三次地下核试验；提出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设想并获得证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两项）、“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我是中国人，来德国求学，为的就是报效祖国。”1933年，一位年仅26岁的年轻人获得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在回绝挽留他的德国科学家时，他意志坚定地如是说。

1961年，在祖国希望他参与和领导原子弹研制，意味着他要放弃在苏联非常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基本粒子研究时，他更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甚至不惜隐姓埋名18年，以“王京”的身份面对所有人，包括他的妻儿。

此人正是王淦昌，甚至为了祖国，为了科研，三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王淦昌出生农村，1925年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随后留学德国，成为著名的女核物理学家迈特纳唯一的中国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留校任教，在德国过上贵族生活。可王淦昌为了报效祖国，毅然归国，在浙江大学当了一名教授，而且是学校里最年轻的教授。对于此时的他来说，正是需要环境和机会大展身手的时候，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既然无法搞科研，他便把家里的钱财全部捐给军队购买军械，而他和家人，则一直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堂堂浙大教授，为了帮助妻子减轻些生活上的压力，王淦昌每天牵着一只羊去学校，上完课后便去放羊，然后再回家，学生们都亲切地叫他为“牧羊教授”。

1956年，王淦昌代表中国科学家来到前苏联的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领导团队开展基本粒子研究工作，1959年3月9日发现了一个反西格玛负超子产生和衰变的事例，被誉为该所“最值得称道的工作”。

1961年4月，二机部部长刘杰向王淦昌传达了中央要求自力更生发展核武器的指示和希望他参与领导研制原子弹的想法。这意味着，一旦投身其间，从此就要告别基本粒子研究工作，也就是和诺贝尔将渐行渐远，而且要隐姓埋名、销声匿迹。王淦昌毫无迟疑掷地有声地说：“我愿以身许国！”。

原子弹要实现爆炸，核裂变材料需要受到猛烈的压缩，即由炸药驱动的向心爆轰。作为第一颗原子弹冷实验的总指挥，王淦昌事无巨细都亲自督阵甚至动手，要求大家做到“万无一失”。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已57岁的王淦昌亲自坐着吊车，到爆炸塔顶对装置进行验收，看雷管是否插到位、探头安装是否可靠、电源是否全接通……直至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除了科研方面的成就，王淦昌教学和科研期间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人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就是他的弟子。周光召、邓稼先、于敏、陈能宽、程开甲、杜祥琬、胡仁宇、胡思得、唐孝威、吕敏、丁大钊、王乃彦、贺贤土都曾接受他的直接指导。

 

王淦昌为祖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终生保持了年轻学生的求学精神，还曾为了专心科研辞去核工业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他为人诚恳热情、正直、坦诚，治学严谨，从理论计算到现场勘测无不亲力亲为，是祖国近代物理学的一代宗师，后人之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