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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荣臻元帅的秘书在钱学森归国50周年之际给钱学森的信中这样写道:“中国航天事业是中国这五十年最光彩的事业!中国航天事业是中国这五十年最成功的事业!中国航天事业是让中国人最得意、拍胸脯、翘大指,就是没有袜子穿,打着赤脚走五十年也愿意干的事业!”中国航天人在逆境中起航,在奋斗中坚守,书写了一个个中国奇迹,谱写了一段段航天华章。毋庸置疑,钱学森正是这一伟大事业的开拓者与领路人。一位科学家曾经这样说过:如果没有钱学森这个人,我们国家航天的起步要推迟十年。钱学森正是以超前的预见性,在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一次次发挥了他人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钱学森1955年回国后,中国科学院安排他到当时我国工业发展水平最高的东北地区参观。在哈尔滨参观时,钱学森提出能否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看望两个老熟人。据记载,此要求居然层层上报,报到了中央军委。当彭德怀元帅得知此事后,马上决定除了满足钱学森先生看望的要求外,还让担任该院院长的陈赓大将立刻去哈尔滨见钱学森、并陪钱学森参观。彭德怀跟陈赓说,你见了钱先生就问“我们国家能不能造导弹?”还说,只要钱先生说能造,我们就组织人干;钱先生说不能造,那我们只能等将来了。在钱学森参观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当晚,陈赓设宴欢迎钱学森,饭快吃完了,陈赓突然问钱学森:“钱先生,你看我们国家能不能造导弹啊?”钱学森回答说:“怎么不能啊?外国人能造,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造?中国人又不比外国人矮一截!”回答得非常干脆。钱学森晚年回忆与陈赓大将的这次见面时说:“我当时的心里是憋了一股子劲,所以陈赓大将问我,我的回答当然干脆。”让钱学森感到非常奇怪的是,陈赓一下子握住了他的手,激动得不得了,说:“钱先生,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呀!”陈赓在宴会结束以后,当晚就赶回北京了。钱学森并不知道自己这句话后面的分量:就是这句话决定了我国航天的起步。

 

油画《经典问答》

 

    导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面世的新式武器,由于它速度快、突防能力强,再加上射程远,所以世界发达国家纷纷开展研制。而当时在国人心目中导弹还是一个很模糊的词汇,多数人不知道它是什么,苏美两国的洲际导弹也没有研制成功。导弹能否成为国防的利器并没有得到公认。相反,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从刚刚结束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对于飞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却有深刻的认识。因此,在抗美援朝战争停战以后,国内转入一个相对和平的经济建设时期以后,我们国家的一些工业部门和军事部门的领导干部提出应该重点发展航空,以巩固我们的国防。但是钱学森并不这么看,钱学森态度鲜明地提出要优先发展航天,研制我们国家的导弹。

    此前世界各国都是先有航空,后有航天,可谓金科玉律。我们国家却要跨过航空发展阶段发展航天,挑战金科玉律。这能行吗?那么钱学森为什么提出要优先发展导弹呢?首先从当时的国情来看,钱学森认为短期内我们国家不可能在航空上取得快速的突破。因为,航空上的突破取决于材料,在我们国家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材料问题不可能短期内得到解决。飞机要上人,所以对飞机的可靠性、安全性和可重复使用性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要做到这些要花很长的攻关时间,并非一日之功。其次我们国家当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不挨打,然后才是如何还击敌人。从这个角度讲,无论是防御还是攻击,导弹都有优势。钱学森分析说,你看导弹比飞机飞得快,可以达到十倍音速以上,而超音速飞机最多为三倍音速,导弹打飞机一打一个准,但是飞机打导弹那就是瞄半天也打不了。如今苏美两国都在搞射程上千公里、上万公里的导弹,都把能够打到对方领土的战略导弹作为发展重点。而飞机呢?当时苏联援助的作战性能先进的米格-15,作战半径只有300公里,作战性能受到很大的制约。钱学森认为从技术上看,导弹研制并不比制造飞机更难,况且导弹的使用是一次性的,相对飞机面临的要求,解决起来要容易得多。研制导弹要解决的关键难题是制导问题,而这个问题可以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一旦国家的防空问题解决了,不再挨打,还可以还击敌人,就使我们赢得了与敌人抗衡的时间,又反过来给航空的发展提供了发展空间。

    经过大家的讨论分析,大家对钱学森优先发展导弹的观点理解了,中央做出的研制我们国家自己的导弹、火箭的战略决策得到了大家的支持。我国的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1956年10月钱学森回国一周年之际成立,并由钱学森担任院长,这标志着我国航天事业正式起步。钱学森在我国航天初创时期,第一次展露出他人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作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起的作用是独特的,是他人不可替代的,不论他在位与否。钱学森1982年出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从行政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1986年担任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1987年卸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1988年任科技委高级顾问。此后办公室基本不去了,他再次回到他心爱的书桌旁,重新投入学术理论研究工作。

    1986年3月3日,针对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出台,中国四位著名老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向邓小平写信,提出《关于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两天后,邓小平批准了这个建议。随即中央组织上百位专家反复论证,形成了著名的“863”计划。航天技术是其中一大领域,第二年2月,成立专家委员会,之后又设航天技术专家组。

    1987年4月,“863计划”航天技术专家组决定采用招标方式对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进行概念性研究和可行性论证。60多家科研单位参加应标,提出11个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技术方案,专家组从中筛选出5个方案。最后聚焦到不带主动力的小型航天飞机和多用途飞船2个方案。在专家的评审打分表上,这2个方案的得分非常接近,“船派”方案是83.69分,“机派”方案是84分,稍稍占了上风。

    在1989年9月28日《国家航天办简报》第五期上,钱学森看到了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高技术论证组于8月24日写给国家航天领导小组的信,信中坚持认为航天飞机方案优于飞船方案。理由是,载人飞船作为天地往返运输手段已经处于衰退阶段,我国如采用此方案,起点过低;而航天飞机代表世界发展潮流,具有明显的经济优势,更适合我国国情。国家航天领导小组办公室准备据此给中央写报告,呈送前特地征询钱学森的意见。钱学森很少介入“热线”上的工作,见组织上征求他的意见,便非常认真地在报告上写了十个字:“应将飞船方案也报中央。”这短短的一行字,至关重要,非常清楚地表达了钱学森的意见。

 

 

    其实此前钱学森已就载人航天有过一次谈话---1989年8月12日上午,航天技术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屠善澄院士向钱学森汇报了前一段论证工作的情况,并征询他的意见。从1967年提出“把载人航天的锣鼓敲起来”,到1970年开始的“714”工程,再到1989年对航天飞机和飞船的论证,在22年的岁月里,钱学森目睹了载人航天项目的几上几下,心里也是百感交集。但是,经历了多次坎坷的他,此时眼界更加宽阔、心界更加高远,他一下子就洞察到了问题实质。

    在他看来,决定载人航天能否重新启动的关键,并不在于航天飞机和飞船两个方案哪一个优、哪一个劣,而在于国家经济和技术的实力能承受哪一种。当时美国有4架航天飞机,飞行一次就得花4亿到5亿美元;俄罗斯的航天飞机中途夭折,也主要是因为缺钱。

    他说:“1986年那时候对发展载人航天的气氛有些过热,使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研究论证不免受一些影响,从科技发展趋势去考虑和预见问题不够。这样的大问题,目光短浅不行,要考虑世界政治、政治结构,下世纪的发展是什么趋向。1986年美、苏两国科技界对载人航天再思考的讨论也处于深入过程中。将来人上天这个事业,比民航飞机要复杂得多,没有国际合作是不行的,哪个国家自己也干不起。我想美、苏在载人航天方面都会搞不下去的,财政上承受不了。他们这种情况和教训,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思考。我们国家穷得多,若再走他们走过的道路,恐怕是不行的。这是大问题,要研究。如果说要搞载人,飞船作为第一步,用简单的办法走一段路,保持发言权,是可以的。”钱学森的意见,全面地反映了他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载人航天历程的思想认识,并对当时那场旷日持久的论证,从技术上给予了明确的结论。

    1990年5月,航天技术专家委员会向国防科工委呈报了《国家高技术计划航天领域论证工作综合报告》,提出以载人飞船作为发展载人航天的第一步,在2010年或稍后建立一个由载人空间站、空间站应用系统、大型运载火箭、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载人飞船)、发射场与返回场、测控通信网和航天员系统组成的,初步配套的载人空间站大系统,勾画出我国载人航天的总体发展蓝图。我国30年载人航天工程的发展正是按照这个发展蓝图进行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应该说搞工程,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航天飞机不适合中国的情况。因为航天飞机的技术太先进了,它比大飞机还复杂。我国研制航天飞机,技术上确实有很多还没突破的地方。钱学森在我国航天发展的时刻,又一次起到了他人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

    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其中13个“第一”,钱学森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不论是《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还是“八年四弹”规划,都凝结着钱学森高人一筹的智慧,打上了他鲜明的个人烙印。从第一代中近程导弹东风-2号的研制成功,到第一次“两弹结合”试验成功;从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到第一艘载人飞船“曙光号”的设计,都能看到钱学森作为设计者、组织者、领导者的身影。如果没有钱学森等老一辈航天人打造的国之重器,就不会有科技强军的中国力量,就不会有迈向太空的中国高度,就不会有受人尊重的国际地位,就不会有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

    钱学森不朽的思想和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渐行渐近、历久弥新,在时代大潮中奏响强音、引领前行。“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让我们把钱学森的精神融入血液,铸就信仰的基石、振奋前进的力量,我们就一定能够撑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风帆,建设一个更加强大的共和国,通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